略论古代帝国产生的条件

13智宇

转帖自老潘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955955633

世界古代历史上形成过一些大帝国，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大帝国形成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历来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叫做农业灌溉的需要。但大帝国的版图跨越多条河流的流域，并没有统一调度灌溉的需要。所以，这种说法不能成立。还有人认为统一大帝国形成的原因是“书同文”，是文化的统一造成的。但是，文化是如何统一的呢?实际上大帝国统一后才统一文化。文化的统一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况且有的帝国并没有在帝国范围内做到“书同文”。古代大帝国统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弄清这个问题对正确认识人类历史，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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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大帝国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武力征服

纵观古代世界历史，任何帝国的形成都伴随着武力的征服，无一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帝国形成后，还要面临外部民族的入侵，对领土的争夺，面临着地方势力的离心和割据(或叫独立)倾向，这也需要军队去维持帝国的疆域和帝国统一。就是中国历史而言，春秋以前小国林立。春秋时期相互之间连年征战，大国吞并小国，大国之间相互兼并。到了战国时期形成战国七雄。又经多年兼并战争，直到秦中统一中国，中华大帝国正式形成。以后又经过历朝历代开边拓土。最后形成了大清帝国的版图。帝国形成和扩张的每个过程，无不伴随着血与火。为抵抗外族的入侵和镇压地方割据，历代王朝都须养活庞大的常备军。帝国的统辖地区按其控制的程度划分，一般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统治者直接派遣官吏统治的地区，一部分是臣服地区。一般讲，随着帝国力量的增强，臣服地区不断变成直接派官吏统治的地区．而臣服地区又不断向外延伸．帝国的版图随之增大。在帝国力量衰败过程中．也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帝国版图的消长是帝国军事力量消长的结果。那些皇帝直接派官吏统治的地区是帝国彻底征服和完全实现了军事控制的地区，需要投入较强的军事力量。而那些臣服地区则是帝国军事力量使用到了强弩之末时所威慑服从的地方，没有力量实现直接的军事控制，不得不容忍当地的首领自行统治，皇帝只求一个名义上的归顺和朝贡。这是帝国军事力量的极限。在帝国武力强弩之末所及之地设郡县治理不如封王或利用当地原有的统治者治理更有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这里所说的稳定包括对民的治理和对疆土的保卫。郡县官吏的统治力量主要依靠帝国中央的武力。而封王或臣服的当地统治者的统治力量主要依靠自己的武力。对于帝国来说这是后者有利的一面。而后者不利的一面是容易产生离心倾向，产生地方割据。到底采用哪种方式，这是根据具体条件权衡利弊后的选择。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和中国西周的分封制，说明国王的武力还不能直接统治广大地区，还不能形成大帝国。秦朝统一中国后设郡县而治，是接受了诸侯割据的教训。但秦帝国中央的武力对于直接统治这样幅员广大的帝国来说则显得不够。过急地全面推行郡县制应该是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条件之一。因此，到了西汉初年又分封皇族子弟为王，以辅助中央政权。如果把西汉初封王做为过渡措施看待，封王是有其合理性的。唐朝实行节度使制度。节度使的权力很大，不是王而接近或类似于王。节度使的权力和地位与其扩边拓土的战绩有关，所以节度使扩边拓土的积极性很高，使大唐帝国非常强大。这是节度使制度的优点。但唐王朝却亡于地方割据。这源于节度使制度的蔽端。宋代总结唐代教训，实行中央高度集权，避免了地方割据，但却使国力衰弱而亡于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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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治者建立大帝国的动机来源   

帝国的统治者们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去穷兵黩武，征服大片地区呢? 对于人的心理动机的概括，古希腊的学者有“快乐论”理论。现代心理学家用需要理论来概括人的动机，并用需要的等级理论说明多种不同动机的来源。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必然想生存下去并想生活得更好，这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是不可解释的，至少是目前的科学水平不能解释的。承认人的这种本能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什么叫做生活得更好?各人有各人的标准，这就是所谓各人的价值观念不同。所谓生活得更好，不仅是指物质上的，还应包括精神上的。一个人在心理上不管需要什么，只要得到满足，就是幸福、快乐，就是生活得好。这里超越了道德的评价。一个人把多余的钱捐给他人，愿为他人做出牺牲是一种心理需要。一个人抢劫他人财产，同样也是一种心理需要。那么，帝国统治者的需要是什么呢? 他们的需要或者说动机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个人要想生存下去并且能生活得更好，他必须利用环境所提供的一切条件。为了使用这些条件，就必须能控制和支配这些条件。首先是对物的支配，即对一切可以作为生存条件的物的支配。当人的剩余劳动出现以后，对人的支配成为支配物的手段。再到后来，还出现对物的支配成为支配人的手段。于是对人的支配出现了，这就产生了阶级。被人支配的人不会甘心被人支配，必然会反抗，支配人的人必然镇压反抗，这就是阶级斗争。既然支配人成为支配物的手段，能支配人的人便想支配更多的人，包括其他支配人的人。这样，经过力量的较量，最终体现在武力上的较量，先是在部落内部形成了等级，后又由力量强大的部落征服力量较弱的部落，于是国家出现了。开始出现的国家可能疆土界线并不明确，主要是对人的控制，后来才把对人的统治和对疆土的控制统一起来。刚形成的国家自然是小国，于是小国林立，比西周时期的国家还要小得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国力的增强，作为站在政治舞台上的国君其权力欲和支配欲便体现为不断膨涨的政治野心和扩张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国小力弱便会被他国吞并，被吞并国家的国君不是被杀便是须臣服于他国，被他人所支配。这是谁也不情愿的。这样，不仅为了实现扩张冲动，而且也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也须不断扩张，壮大自己的国家。因为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扩张是增强国力的主要手段。于是便有了兼并战争。战争的规模和国家扩张的规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大。到铁器大量应用于兵器和农业生产以后，最终出现了庞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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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队听命于个人

在汉语里边“国家”这个词把“国”与“家”连在一起，其意义在于“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国家”这个词中的“家”不是平民之“家”，而是帝王之“家”。过去汉语中的国家概念与现代法学上的国家概念不是一回事。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国家权力在本质上是私人权力、个人权力。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才不能不顾及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是因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样才使国家权力在客观上具有了一些公共权力的作用。因此，帝王不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因为权力本来就是帝王个人的。帝王只有“明君”和“昏君”之分，也就是说只有懂与不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之分。国家权力变为社会公共权力，是在民主制度实现之后。只有国家权力变为社会公共权力之后，才存在国家官吏滥用权力的问题，因为这时权力是公共的。帝国的权力是私人的，帝王建立和巩固帝国所使用的军队也必然是私人的。这就是说，帝国的军队听命于个人。军队是由人组成的。那么组成军队的这些人为什么听命于帝王个人呢?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谈一点讨论性的意见。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平时都是民，战时所有强壮的成员都是兵。氏族或部落的首领都是推选出来的能力较强的人，其职位既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氏族或部落中能作战的成员作为兵，是为本氏族或本部落的公共利益而战，不是为首领私人利益而战。作为兵是公共的武装力量。这时并不存在私人的军队。到人类社会迈入文明的门槛，私有财产出现了，首领可以利用自己职位优势和其他智力、体力方面的优势占有剩余产品，首领的职位便成为终身的和世袭的了。于是出现了国家，首领成了国王。国王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在开始时还可能没有自己的常备军，但必然雇佣武士镇压他人对自己王位的争夺和对自己剥夺他人剩余产品的反抗。这是私人军队的萌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从直接生产中游离出来的人口也在增加。这些人除了创造文化以外，就是被用来组建国家机器，当然首先是军队。于是私人军队就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国王的贪欲在增强。对外征服在不断进行，国家在不断扩大。国家版图扩大到一定规模，国家机器完善到一定程度，就被称为帝国。常备军从一开始产生就具备私有性质。帝国军队的私有性质只不过是这种私有性质的继承和延续。

帝国的军队除了保护皇帝个人的皇位以外还有保护某社会集团的利益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公共职能。但这种公共职能并不能否定军队的私有性质。正如当代的大富翁所支配的财富除了自己享用以外，客观上还在为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发挥作用而不能否定其私有性质一样，道理是相通的。军队为什么听命于个人应当到军队的组成人员的状况中去研究。古代农业社会人口的主要部分是农民，古代军队当然主要由农民组成。这就需要研究古代农民，研究古代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由这种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心理状态。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行为动机概括为人的需要，并且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生存、安全、爱、自尊和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这些需要是人的本能。又把自我实现的需要称为类本能。他并且认为，这些需要是依次出现的。这些需要和满足程度是由人们的物资生活条件决定的。前一种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便会产生后一种更高一级的需要。后一种需要的强烈程度取决于前一种需要满足的程度。“那些两种需要都满足过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此低级需要有更大的价值。他们愿意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丧失。”他还认为，“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公众和社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一定越少自私。饥饿以我为中心，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 (《人的潜能和价值》第202页至203页)马斯洛的上述心理学观点有两个坚实的基础，一个是人的本能，这是人与生具来的。另一个是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它符合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马斯洛的理论超越了过去关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争论以及自私和为公的争论。也就是说超越了道德评价。乞丐和为填饱肚子而拼命奔忙的人极少有自杀的，因为生存就是他的需要，就是他所追求的，他不可能把自己所追求的生命的存在自己毁掉。自杀的人往往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他们体验过高级需要满足的幸福，并且对高级需要的追求在心理上得到强化。在他看来，高级需要的满足所得到的幸福体验比生存本身更有价值。所以，当已经满足的高级需要失去对便可能产生轻生的念头。那些为真理而奋斗的人所追求的主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所以，为了追求真理不惜失去财富、名誉、甚至自己的生命。

古代农民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

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古代帝国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古代农业是手工劳动条件下的农业。与现代农业相比，生产水平是非常低下的，抵御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非常低。古代人没有节育人口的知识和技术，只要有饭吃，人口就会迅速增加。世界上现存的所有物种的繁殖能力都远远超过其环境所能容纳的能力，繁殖量都远远超过其存活量。否则，在严酷自然面前，该物种就很难存在下去。人类也不例外。在没有节育知识和技术的情况下，人口的出生率自然非常高。在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和医疗技术极差情况下，人口也会大量夭折，特别是婴幼儿大量夭折。这也促使人们多生孩子以应付人口夭折。对于过多的孩子，人们不会用溺婴的方法去减少，因为溺婴违反人的本性。剩下来的控制人口数量的就只有食物量。人口的增长总是超过食物量的增长。一块土地上所生产的食物无法养活现有的人口的情况总有一天要出现。当人口增长到正常年景只能勉强维持人口生存时，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便会发生饥荒。这在古代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饥荒会引发战争和温疫等流行疾病(营养不良便会遭受疾病侵袭)，使人口大量减少。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农民起义，就是饥荒引起的。官府的腐败只是引起农民起义的诱因，而不是根本原因。饥荒使官府的赋税征收困难，官府以暴力征收，便成了起义的导火索。农民只要有饭吃，还有活的希望就不会造反。只有到了不造反也活不下去的时候，才冒杀头的危险去造反以求闯出一条活下去的出路。如果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就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会引起改朝换代。从中国古代人口统计数字看，每个朝代的末期与初期相比，人口总要增加四至五倍。这就不难看出．改朝换代是人口过剩引的。官府的腐败在经过几代皇帝几十年统治之后就已达到无以加复的地步。而王朝却能维持几百年。可见，几百年不是腐败周期，而是人口周期。在王朝的前期，官府虽已十分腐败，但由于人口还未过剩，农民还有饭吃，所以农民不造反。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就是战争破坏的生产已经恢复，而人口又未增长到过剩的那种时期。中国清代人口的超常规增加，超过过去人口顶峰期的五、六倍之多，这与玉米、地瓜、土豆等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从而引起土地利用的革命有关。这些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只能使同一块土地容纳的人口总量增加，人口的周期规律并未改变。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古代农民的生活环境使农民永远处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中国人过去见了熟人打招呼总问“吃饭了没有?”这表现了人们对吃饭的关心。它的潜台词就是吃饭是困难的。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古代农民最关心的是能吃饭，能生存下去。他们的需要永远处在最低的层次上。对生存需要的追求在古代农民的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形成心理定势或惯性。生存的需要只为个体，怎样做有利于个体的生存就怎么办，这就是有些研究者所说的所谓农民的狭碍和自私。若在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当兵也是一条出路，当兵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别的。被迫当兵的人也把自己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这样的兵就容易被驱使。因为这样的兵只为自己生存，容易听命于个人。听命于个人并非个人意愿．而是为生存的需要所迫。今天听命于这个人，明天由于情况变化就会听命于另一个人。所以。在古代军队倒戈，被对立的一方收编后掉转枪口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种情况使私人军队的存在成为可能。使帝王可以建立私人军队，并用私人军队建立和巩固帝国。在古代农业社会的整个人口中，或者说在组成军队的人口中，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个人。但是，只要大多数人听命于个人，就足以使军队听命于个人。因为社会的状况是由大多数人的个人行为结果决定的。个人行为的性质和方式取决于个人的需要，而个人的需要又决定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结底，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军队的私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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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代大帝国形成的经济基础

这里所讲的经济基础是指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状况。古代大帝国是在农业文明发展到铁器在农业上和兵器上普遍得到应用以后出现的，主要存在于亚洲农业发达的地方。至于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它是用火枪作武器对高寒及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地区的占领和征服，没有火枪这个大帝国是不会形成的。它和大英帝国都属近代史的范畴，不属本文研究的范围。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主要的统治地区在西亚和北非农业发达的区域。古罗马对意太利以北的欧洲的统治只是象征性的。所以，在欧洲没有完整的古代大帝国。帝国的统治者要征服大片地区和维持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需要有庞大的军队，这是毫无异议的。就古代战争的规模而言。中图古代战争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动辄使用几十万军远征。大规模地使用军队，需要相应的经济条件。   

第一，需要从直接生产中游离出相应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以解决兵源问题。这就需要相应的劳动生产率。
第二，需要相应的人口密度，使军队兵员的征集不致于付出太大的代价。这需要有相应的土地生产率。就是说单位土地面积要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   
第三，军队的训练和出征，要有粮草供应，主要是粮食。军粮不管是出征时自带，还是就地取食，都要有粮食才行。实际上大规模军队出征，主要靠自带军粮和后方供应。如无粮食，用牛羊做军队的食品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四，大规模的军队需要大批量的铁制武器。这需要冶铁技术的一定水平和冶铁成本不能太高，还需要从直接的食物生产的劳动力中分离出生产兵器的人口。

还应当指出，兵器从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成为专用兵器。这是常备军产生的条件。兵器越进步，兵相对于民的战斗力越强，用兵统治民的能力越强。征服落后地区的能力也越强。近代史上热兵器的出现，使近代帝国的征服能力达到了空前强大的程度。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的扩张就是典型的例子。再后来还有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扩张战争。

上述条件在古代只有在农业发达地区才能局备。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不仅与劳动工具和种植技术有关，还与自然条件有关。古代大帝国产生的时代是使用铁农具进行农业手工劳动的时代。世界各地手工劳动所使用的铁制农具在技术上并无太大差别。所以．世界各地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差别主要由自然条件决定的。作为古代农业的自然条件应包括气候、土壤、农作物晶种等。其中气候条件主要是夏季应当高温并多雨，雨热同季。如雨不多，应有河水灌溉。夏季高温这一点很重要，只有高温才能使植物迅速合成淀粉，而粮食的主要成份是淀粉。因此，夏季高温多雨(或灌溉)，才能使粮食高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相反，冬暖夏凉的气候宣于人生活，但粮食不能高产。比较一下古代中国和西欧的农业自然条件对我们是有启示的。

西欧为海洋性气候，雨量丰富，冬夏温差小，土壤坚硬，古代为森林所覆盖。这样的地理气候环境在石器时代是不可能发展农业的，因为没有铁工具，人类无法征激原始森林。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古器时代便产生了，而西欧当时还无文明可言。只是到了罗马帝国衰亡以后，这时铁器在其他地区已使用了一千多年，冶铁技术和冶铁成本已使铁器普遍应用于农业，西欧借用别处发明的铁器征服森林开垦土地，发展农业，进而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但直到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之前，西欧仍对土地实行轮耕制，并保留一部分森林森林草地狩猎放牧，是一个半农半牧的社会。

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大一样。中国是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冬夏温差大，大河冲积的是沙性土壤，河水定期泛滥使森林不能覆盖水泛区。因此，这里的人们在石器时代便发展了农业，生产出剩余产品。从而迈人了文明社会的门槛。那时中国还对土地实行轮作，所谓“井田制”就是轮作的方式之一。除了农业之外，还兼营牧业，是个半农半牧的社会。在这一点上与西欧的铁器时代的农业社会相类似。到了铁器应用于农业，土地逐步被普遍开垦，在农业区牧业逐步消亡，成为单一的农业社会。这个过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华大帝国正是随着铁器在农业上的应用而逐渐形成和巩固的。

西欧在农业时代仍保留轮耕制和部分森林这一事实表明，那里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相对于同时代的中国(同样使用铁制农具)较低。保留森林是为了狩猎和放牧。土地轮耕的作用一是为蓄积地力，二是为了放牧。由于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低，现有人口尽其所能所耕种的土地(在休耕的条件下)仍不足以养活现有的人口(包括游离出直接生产之外的人口)，所以，第一，人口不允许达到将全部土地(包括保留的森林和休耕地)都同时耕种的密度；第二，现有人口要想养活自己，还必须利用农闲季节狩猎和放牧，以补充食物的不足并取得家畜的皮毛作衣物。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密度较低，剩余劳动力和剩余粮食量小，不具备上边所列举的大帝国形成的经济条件。所以，西欧中世纪的战争规模无法与东方相比。十字军东征不仅在规模上不能与东方战争规模相比，而且十字军并不靠后方供应军粮，而是就地取食于被征服的地方。西欧君主制国家只是到了手工业和海上贸易的时代，依靠工商业的经济力量才达到了统一，而且版图很小。
   
在中国的农业区域，铁制农具用于农业以后，土地便几乎被全部开垦了(山区另当别论)。土地的产出不仅足以供应耕种者的衣食，而且还能养活大量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土地的全部耕种，使人口密度很高(相对于中世纪的西欧而言，比现在还是低得多)。古代大帝国便由此产生了。应当指出，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的形成和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手工劳动条件下的先进农业生产。不过，这些先进的农业地区不在希腊和意大利本土，而在帝国统治的西亚和北非。西亚和北非靠河水灌溉出来的先进农业区域分成若干小的区域，没有统一的文化，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这给古希腊和古罗马统治者以可乘之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征服了这些地区，又不被这些地区的原有先进文明所同化，而利用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相对独立的文明，成为各自时代的世界文明的佼佼者。古罗马文明的突然覆灭也正是因为罗马失去对西亚、北非农业发达地区的统治，失去了文明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的大帝国就其维持的历史长久和统辖的人口而言，堪称世界之最。其原因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其一是中国的典型季风气候，以及土地的耕作条件使中国形成非常广大的农业区域。古代文明是农业文明。大片的农业区域造成区域广大的农业文明。其二是中国古代文明据现代考古发现起源于从北到南的几条大河流域，但黄河流域的文明占据绝对优势。中华文明和中国古代大帝国的形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步扩展的。这使中国整个农业区域的文明属同一种文明。其三，由于中国特定的周边地理环境，东部和南部为大海，西部为高山，北部为沙漠和高寒地带，邻近地区没有水平相当的强大文明民族，没有外来异种文明民族征服的威胁。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本来就受到农业区域文明的影响，在他们入侵农业区域以后，由于其文明程度落后，人口数量少，更主要的是因为入侵中原后改变了其本身所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由游牧经济变为农业经济)，便很快被农业文明所同化。上述原因使中华古代文明没有出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地原有文明由于外族入侵造成的中断。

古代中国的商品交换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交换的规模很小，远距离运输成本也很高。而古希腊和古罗马则是农业相对落后地区统治农业发达区域。利用地中海交通的便利，发展了除了奢侈品以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交换。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产生不同特点的主要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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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代大帝国的进步意义
古代大帝国的进步意义是它存在的条件之一。其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帝国的统一消除了诸侯混战的局面，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和平地进行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其二，“书同文，车同轨”，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其三，可以组织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有利于治理水害，发展水利。
其四，开凿运河，修筑道路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其五，在有的时候还可以对灾区进行救济。
以上各个方面的优势相互促进，造就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纵观人类文明史，最伟大的古代文明都是在大帝国统治的条件下造就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自不必说。中国古代文明曾在几个世纪之中远远领先于世界，就是在帝国大一统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中华大帝国经多次改朝换代，自秦统一算起延续了两千多年，使同一种农业文明发展到举世无双的地步。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统一大帝国的优越性使人民向往统一，成为“分久必合”的条件之一，也成为大帝国巩固的条件之一。古代大帝国在文化上也有消极作用。就中国而言，先有秦统一后的“焚书坑儒”，后有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守儒术”，更有后代的“文字狱"。大统一一扫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给文化的发展戴上了沉重的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