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之一 （关于讨论先天易的相关知识储备 ）

卓尔金

                                         《尧典》著作时间的精确计算
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证明《尚书·尧典》确实是夏代以前的古籍，我们在这里介绍其中的一种。《尧典》中有四季中星的记载，它是古人根据恒星的位置来确定四季节气、制订历法的一种方法。然而用这种办法所确定的恒星年与回归年之间并不完全吻合，彼此间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异，这种情况就称作“岁差”。《现代汉语词典·岁差》（第五版）说：“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对地球赤道的作用，使地轴在黄道轴的周围作圆锥形的运动，缓慢西移，约25800年环绕一周，同时引起春分点以每年50.2秒的速度西移，使回归年比恒星年短，这种现象叫做岁差。”由于岁差的存在及其积累就导致了四季中星逐渐偏移的现象，对此古代天文学家们有很多的论述和记载，我们以《宋史·天文一·中星》的记载为例，其文记：“中星。四时中星见于《尧典》，盖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即日行而定四时，虚、鸟、火、昴之度在天，夷、奥、析、因之候在人，故《书》首载之，以见授时为政之大也。而后世考验冬至之日，尧时躔虚，至于三代则躔于女，春秋时在牛，至后汉永元已在斗矣。大略六十余年辄差一度。开禧占测已在箕宿，校之尧时几退四十余度。盖自汉太初至今，已差一气有余。”由于在恒星年与回归年之间存在着岁差的差异，就导致了《尧典》中记载的四季中星逐渐偏移的自然现象，因之我们可以根据这种自然现象来具体计算出《尧典》的著作年代。
    中国古代将沿天球赤道附近的一条恒星带分为28宿，就作为岁时的恒星定位系统。《淮南子·天文训》载：“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昂十一，毕十六，觜 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星七，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由此看来,上引《宋史》所记冬至日的定位中星于尧舜时期在虚宿之中，在夏、商、西周三代是于须女宿之中，到了春秋时期是于牵牛宿之中，到了东汉时期是于斗宿之中，最后到了南宋开禧年间是于箕宿之中。可见冬至定位中星的偏移跨越了五个连续的星宿，仅其中女、牛、斗三个星宿的星度之和就有46度之多，且不说还有虚宿和箕宿的星度了。尧舜时期冬至中星在虚宿的什么位置？《尧典》没有具体说明，所以上述宋代学者也就没有将其列入计算，但就现今而言人们常采用折中的方法，例如就虚宿来说它有十个星度，我们取一个折中值五星度，则无论冬至中星在虚宿中处于什么位置，它的星度值与这个折中值的差值都是较小的。至南宋开禧（1205——1207)年间，冬至定位中星已于箕宿之内，大概是刚刚入箕星度值很小，所以上述宋代学者也没有将其列入计算，我们不妨取入箕一个星度来计算。

　时期：尧舜　　　　夏商西周　　春秋　　东汉　　南宋　　　　　

　星宿：虚　　　　　须女　　　  牵牛　　　斗　　　箕　

　星度：折中值５°　１２°       8°　　  26°　　１°　　

由《尧典》的著作年代到开禧年间，冬至中星偏移的星度之和为：５°+１２°+ 8°+26°+１°= 52°。我们由上引《现汉·岁差》可知，岁差偏移一周需要25800年，那么偏移52星度需要多少年呢？52°/365.25°×25800 = 3673（年）这是《尧典》的著作年代到南宋开禧间的时间差距。南宋开禧为宋宁宗年号1205年--1207年，我们取折中值1206为计算值，则南宋开禧距今有：2007-1206 = 801（年）。可知《尧典》的著作年代距离今天有：3673+801= 4474（年）。就是说《尧典》著作于距今4474年的年代里，大约是公元前两千四百多年，比夏代还要早一些。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出了一个《古史辨》派，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他们认为有关禹的说法是从西周就有了，有关尧舜的说法是从春秋时才有的，有关黄帝、神农的说法是战国时才有的，有关伏羲的说法出现的就更晚。事情果真像他们说的这样么？我们由《尧典》著作年代的精确计算可知，有关尧舜的记载不仅不是从春秋时才有的，而且要早的多。这就证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一个谬论，而《古史辨》派学者们正是凭借着这个谬论，而将中国古史破坏了，他们将中国文明史前面的一大截子砍去，只保留了后面的一小截子。他们还将中国文明史开基创业的三皇五帝（也包括尧舜禹）全都判为了神话传说人物或古史传说人物，而他们所依据的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个谬论。我作为自称为炎黄子孙的人们中的一员，我对亵渎中国人民血缘祖先的事情非常生气，所以我把事情的真相揭露出来，希望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不要受那些虚假谬论的影响。

                                  唐智波

                                    2007.1.18

卓尔金

下面是一个网友的回复：
在当时那还是在2007年1月，我知道我要挑战的是一个强大的团伙——中国现代史学，不由得心中充满了畏惧，在当时挑战一个著名的学者就需要足够的勇气，而我却要面对如狼似虎般的一伙人——那是一伙经营了近百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史学，而我终于没有退却。在当时，我曾在搜狐网博客上（也就是此地）着重地构筑防御阵地来着，这正是对它们畏惧的表现，原本以为在当时看起来那么强大的一伙会有强力地反扑，不曾想原来是纸老虎，什么都没有——到如今已经两年多了依然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反扑。总归历史已经给出了暂时的评判，只是还未曾正儿八经地较量一番不免让人遗憾。taihua1118
回复2009年06月20日 21:47搜狐网友

顾颉刚顾捣蛋包、王熙华王捣蛋包、戴京晨戴捣蛋包，全都是与中华民族捣蛋的捣蛋包！由于这伙捣蛋包深深地伤害了中华民族，所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都有理由强烈地谴责这伙捣蛋包！ taihua1118 2008.8.4
回复2008年08月04日 00:26

卓尔金

中国有上万年文明史转发   评论(1) 2007-01-19 15:06    说到中国文明史首先应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从那里来？对此中国人民给出的回答是——我们是炎黄子孙，这就给中国文明史的界定提供了一个基础。广大中国人民的历史观是以中国古史为理论根据的，而中国古史就散布于众多中国古籍里，它是无数先哲先贤积数千年之久所建构起来的中国历史系统。关于人们常说的“炎黄子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炎帝神农为历史上三皇时期中的一位先皇，而轩辕黄帝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的一位先帝，故古人就把“炎黄”作为三皇五帝的简称。另一种解释是仅仅从“炎黄子孙”的字面上来进解释，炎帝神农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也是人文始祖，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血缘祖先。

    炎帝神农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开创者，所以单从神农氏生活的历史时代来说它与中国农业起源时期相关联着。现代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也是将农业起源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因而我们可以将文献记载的中国农业起源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最新成果来确定农业起源时期，从而确定神农氏生活的历史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新的成果，是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开端确定于公元前一万年，目前已被考古界所认同。《考古界命名“上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史前文明再度前移》一文指出：“上山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上山遗址距今约一万年，出土石器、陶器千余件，当时人们已开始种植稻米。（《人民日报》2006.11.9第12版）根据考古学最新发现和最新分期来看，作为中国农耕文明开创者的炎帝神农氏应该是距今一万年前的历史人物，因而对于炎黄子孙们来说他们有上万年的文明史。因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中国有上万年文明史。

卓尔金

两种对立的历史观转发   评论 2007-01-22 15:44    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历史观，一种是中国广大人民始终坚守的历史观——我们是炎黄子孙，这种观念是以无数先哲先贤所建构的中国古史为理论基础。依照这种理论系统，中国文明史经历了三皇时期、五帝时期、夏商周三代、秦汉等等一直到今天，根据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分期，如果仅仅算到农业起源时期——炎帝神农氏的时候，中国也有上万年文明史。另一种历史观是现代以来由《古史辨》派及其同流提出来的，他们将中国文明史前面的一大部分生生地砍去，只保留了后面的一小部分；他们将中国文明史开基创业的三皇五帝全部判为了神话传说人物或古史传说人物；他们将无数的先哲先贤污蔑为“伪古史”的编造者；他们还对很多中国先秦古籍进行了歪曲和诋毁。根据他们的历史观中国文明史是从夏代开始的，因夏代还没人能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推出的历史教科书是从商代开始的，总共才有三、四千年的长度。

卓尔金

驳顾颉刚“层累说”
现代以来的毁古思潮是以《古史辨》派为先锋，而《古史辨》派是以顾颉刚为首领，其主要的理论是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曾经轰动一时。可以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现代毁古思潮的理论支柱，它最先是由顾颉刚先生提出，后来为大多数的《古史辨》派学者所接受。这个理论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与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乍看起来这也象个有模有样的理论，《古史辨》派学者引经据典为这个理论拼凑起了许多的依据，乍一看也象是有这么回事。为了推出这个理论，《古史辨》派学者对古书的著作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考订，并给出了他们的考订结果。我们首先就在这件事情上发现了问题，例如我们前面曾讨论过《周易》和《尚书·尧典》中“易”字的字义为“夜”的使用情况，根据汉字流行使用的规律，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商代以前，而《古史辨》派则将《尚书·尧典》列为伪书，这种先前闻所未闻的事情谁人能造假呢？汉字的使用情况谁又能作伪呢？再如我们前面曾讨论过的，针对着《周易》的观念，老子有颠倒阴阳之论，孔子有扭转乾坤之语，《周礼》有天阴地阳之礼，《管子》有王、霸、削、亡之喻，这样的思想观念如果是产生于战国以后是要杀头坐牢的，决无可能产生于战国之后，而《古史辨》派对这些毫无察觉竟将《周礼》定于汉人的作品，将《管子》也往后推迟了一大截子。粗粗地看来《古史辨》派学者所考订的古书著作年代基本上都是靠不住的，都是破绽百出的。

卓尔金

由此便引出了我们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产生程序发生了怀疑。如果《古史辨》派先考订古书的著作年代，然后再推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框架，这种情况不必多疑。然而事情恰恰相反，他们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框架，然后再去考订古书的著作年代，这是不是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想头指导下去考订古书呢？众所周知他们当时满脑子全是疑古思想，一肚子尽为”伪古史”的念头，想让他们冷静一下也是全然作不到的。再结合着对他们考订古书结果的检验，发现基本上都不可靠都站不住脚。这样一些事实表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古史辨》派是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框架指导下来考订古书的著作年代，考订的结果是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理论拼凑根据。否则的话如何解释：为什么他们考订的古书著作年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呢？

卓尔金

如果说经《古史辨》派考订的古书著作年代，只有小部分有问题也就罢了，然而经他们考订的古书著作年代是绝大部分都有问题，这事情就严重了，人们不能说这是偶尔的疏忽或失误。由此人们也应该更深入地想一想，这么大的偏差如果不是疏忽或失误，那又是什么呢？《古史辨》派是以考订古书的著作年代，来为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以下简称“层累说”）拼凑根据，所以我们要想揭露“层累说”的真面目，也必须要从考订古书的著作年代着手。我们不妨就来考订一下《易传》的著作年代，《古史辨》派认为《易传》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末至西汉期间，顾颉刚《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说：“那么，我们可以断说：那发挥自然主义的《易传》的著作年代，最早不能过战国之末，最迟也不能过西汉之末，这七种传是西元前三世纪中逐渐产生的；至其著作的人，则大部分是曾受道家深刻的暗示的儒者。”我们对《易传》考订的结果是：《说卦传》是西周时期的作品，其余的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我们以下将申述理由，以期大家能有一个比较。

卓尔金

一般地我们将古书的产生过程分为：古书的著作年代和古书的成书年代。以《周易》为例，它是将几千年间的占筮记录汇编成书，这些占筮记录所反映出的历史背景有些是很早的，最晚的也不过商代末年，因此我们就把《周易》的成书年代确定于商末，而此前的数千年的时间就是《周易》的著作年代。《易传》中最早的作品是《说卦传》，我们认为它成书于西周时期，这样的认识是相对于《左传》和《国语》而言的，这两部书都曾引用过《说卦传》的文字和学说，尤其是《左传》曾大量地引用《说卦传》的文句，对其有关的学说也有引申和发挥，从而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先来后到的历史联系。这就犹如人们引用唐诗宋词一样，是先有的唐诗宋词而后有的引而用之，引用之文是是后到的而原创的唐诗宋词是先来的，这事情决不会是相反的，一般认为《左传》的著作年代为春秋至战国早期，最后成书于战国早期，《国语》的历史背景也大致相同，或者说《国语》的成书年代比《左传》稍晚一些。这两部书里都有一些占筮实例，其中就会有问卦的也会有解卦说卦的，如何来解说呢？其实这事情原本就是没谱的事，由着人们愿怎么说便怎么说，但是如果这些解卦说卦的古人大都是依据着《说卦传》的内容来解说，或引用其文句或运用其学说，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说卦传》与《左传》、《国语》间先来后到的关系。

卓尔金

我们不妨先来大致地确定一下《易传》的著作年代。《易传》的所有文字中有一个根本的特点，那就是在其内容中有与先天八卦有关的，有与后天八卦有关的，但是没有一字是与五行学说有关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五行学说兴盛于战国、秦、汉之际，其萌芽时期当为更早，如果说《易传》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为什么连一点五行学说的影子都看不到呢？战国以来五行学说就逐渐占据了主导，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施加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之深广即便是《古史辨》派学者也可以看到。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说到：“现存的古书莫非汉人所编定，现存的古事莫不经汉人的排比，而汉代是一个‘通经致用’的时代，为谋他们应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牺牲古书古事来迁就他们自己，所以汉学是搅乱史迹的大本营。同时，汉代是迷信阴阳五行学说的时代，什么事都要受这学说的分配，所以不少的古代史迹已被迫领受了这个洗礼。”假如《易传》产生于迷信阴阳五行学说的时代里，为什么它不受这个学说的“分配”呢？这是《古史辨》派学者显露出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易传》没有受到五行学说的丝毫影响这说明了什么呢？后天八卦学说产生于商代末年，自西周时流行于世，《易传》就受到了后天八卦学说的显著影响；五行学说自战国以来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流，而《易传》却没受到它的任何影响，事情显然是《易传》产生于五行学说流行以前。这就犹如我们从《周易》、《尚书·尧典》等古老的文献中，丝毫看不到五行学说的影响一样，它们都是产生于五行学说问世之前，又怎么会受到后来的思想学说的影响呢？至于《古史辨》派学者所说到的“搅乱史迹的大本营”，这事情未免有些滑稽了，因为当时他们倾力在做的正是“

搅乱史迹”的事情，却把帽子给古人戴上了，这样的言论着实地令人可笑。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确曾有一个“搅乱史迹的大本营”的话，唯一地完全合格的当选者是现代以来毁古思潮的学者们，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

卓尔金

易经是一类怎样的古籍？《易传》又是一类怎样的古籍？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用途和作用如何？对这些事情历来就有着不同的见解。易经曾有过三种——《连山》、《归藏》、《周易》，在春秋战国之际《连山》、《归藏》遭遇到冷落而每况愈下，随后就渐渐地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而同样在春秋战国之际，《周易》的社会地位却步步高升，最终就被推举为“五经之首”或“群经之首”。《易传》分为七篇——《说卦传》、《系辞传》、《彖传》、《象传》、《文言》、《序卦传》、《杂卦传》，其中《系辞传》、《彖传》、《文言》各分上下篇，合称“十翼”。《左传》和《国语》中曾记载了一些占筮的的实例，其中既有《周易》的卦爻辞，也有《周易》之外的卦爻辞，但他们用来解卦的依据却大都来自《说卦传》，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情的因果联系，来确定《左传》、《国语》与《说卦传》间先来后到的历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