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轻重之术正名

13智宇

作者 翟玉忠

在各类会议上，每当笔者讲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轻重之术时，几乎总会遇到听众提出差不多同样的一个问题：
轻重之术是农业时代的产物，两千多年过去了，它已经不再适应今天信息化的时代了。
笔者理解这些听众是受到了西方线性的进步史观的影响。为了反驳他们，我们必须证明轻重之术的基本原则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以外贸理论为例。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语出《管子·地数第七十七》），核心观点是在保有国家财富的同时也要学会从外部取得财富，与西方的重商主义不同，这里的财富主要不是指侈奢品、贵金属和纸币，而是指重要的战略物资。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由来久远。现存最完整的轻重之术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中的“伊尹之谋”、“纂茈之谋”等就是以案例来说明“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道理。“伊尹之谋”甚至可以上溯到商朝初年。具体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笔者的《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一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事实上，从战国至汉朝，从古代的中国至当代的美国，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一直为经济决策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应用着。

孔家多俊杰，从记录孔氏家族人物事迹的古籍《孔丛子》中我们能明显看到这一点。《孔丛子》中一个重要人物是孔子八世孙孔谦。孔谦（字子顺）生于战国末年，在相魏期间曾作为使节出访赵国，当时赵孝成王（？~公元前245年）在宴会上问子顺降北方游牧民族之计，孔谦的回答即是应用轻重之术，用通商的手段来诱降他们。
对于赵孝成王对通商会使自己的财货外流的担心，子顺回答说：如果我们是用无用的东西换取他们有用的东西，通商就是弱化北方游牧民族的办法，用子顺的话说就是：“夫与之市者，将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术也。”于是赵王追问，什么是我们有用和东西，他们无用的东西呢？子顺答道：“比如衣饰之物，如珍珠、美玉和各种丝织品；饮食之物，则有酒和各种美味商品。这是我们有的而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北方游牧民族，有牛马、皮毛制品，弓箭等等，这是他们富足而又轻易给人的东西。用我们有的，来换取他们丰富的商品，那么他们的钱财就会浪费在衣食这样的消费品上，我们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用短木棍就会把他们打败了。”
《孔丛子•陈士义第十五》记此事说：“魏王使相国修好邻国，遂连和于赵。赵王既宾之而燕，问子顺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诱之以其所利而与之通市，则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与交市，分我国货散于夷狄，是强之也，可乎？’答曰：‘夫与之市者，将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术也。’王曰：‘何谓我之无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则有珠玉五彩；饮食之物，则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货，唯牛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饶而轻以与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饶，如斯不已。则夷狄之用将糜于衣食矣，殆可举棰而驱之，岂徒弱之而巳乎？’赵王曰：‘敬受教！’”

我们对赵孝成王是否真得与北狄通商不得而知。不过在汉朝初期，这一政策似乎被完整地实施了。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汉武帝时长期主持国家经济政策的桑弘羊将“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精辟地概括为：“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认为这样就能：“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对于会上儒生片面强调农业作用的观点，桑弘羊以“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驳斥之。他指出：有才能的人治家的方法不止是一种，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并非一个。从前，管仲筹策谋划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低贱的，他认为高贵；天下人所轻视的，他却重视。用工商业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术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引诱外国人和换取胡、羌的珍贵财物。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

《盐铁认论·力耕第二》记桑弘羊言曰：“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令人遗憾的是，自东汉以后，轻重之术和其中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长期以来为中国学人所轻视，至今仍是这样。
最早对轻重之术发难的当属魏晋时代的著名学者傅玄。他在《傅子》一书中称：“《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知，《轻重篇》尤鄙俗。”（刘治立：《〈傅子〉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第145页。）
傅玄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评判一直影响至清代。宋代黄震（1213~1280年）说：“若‘轻重篇’则何其多术哉，管子虽多术，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黄氏日抄》卷五十五）。明代张岳说：“吾读《管子》盐铁书（指轻重十六篇——笔者注），至于日食升两及一刀一钱，莫不榷算详尽。使利出一孔，悲夫！霸者之用心也？彼尝劝其君务农重谷，分业四民，亦足以富国制敌而售其术矣，何乃琐琐若是？”（《小山类稿》卷十九）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轻重篇尤复鄙俗。”

至近代，西方经济思想涌入后，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学术是现代的、先进的，中国本土学术则为古代的、落后的。他们开始切割中学以比附西学，目的是为引入和诠释西学铺路。在这种学术大背景下，轻重之术作为失去现实使用价值的“古董”被纳入经济思想史，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改变。
倒是美国自二战以后就自觉或不自学地运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以虚荡其实”，真正作到了“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在人类早已经从根本上脱离了以物易物的商业时代，这里的“虚”主要指的是纸币，而“实”则指各种商品。
在具体操作中，二战以后，美国主要是通过大量向世界市场注入美元，同时实施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来实现“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尽管美国表面上一直在鼓吹自由贸易，但它只是鼓励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学家相信并宣传自由贸易理论。

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教授，独立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迈克尔·赫德森在《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一书中，描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与德国的贸易关系时这样写道：“新形势对于德国来说尤其棘手。德国外向型的发展繁荣成果被美国国库吸走了。德国工业雇用了来自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到1971年为止，希腊人口中大约有3%生活在德国，他们生产汽车和其他出口商品，为德国公司赚取利润和外汇。许多私人公司从外销中获利。然而当大众汽车和其他商品运往美国时，德国经济却遭受了损失。公司可以用其收到的美元与德国央行兑换马克，因而可以确保外销的利润，但是德国央行只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和债券。在1970~1974年间当美元与马克相比贬值52%时，德国央行失去了其美元存款1/3的价值，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侵蚀了美元34%的本国购买力。更糟糕的是，德国发现自己和日本、加拿大、瑞士一起为美国的国内外开支项目融资，包括东南亚战争和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援，而他们是不愿支持美国的这些政策的。”（迈克尔·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6月，第19页。）

如果我们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换成二十一世纪初，德国换成中国，将希腊移民换成中国农民工，将马克换成人民币，将东南亚战争换成反恐战争，你就会发现历史是何其相似：我们今天还是很难购买美国的公司和资源，只能大量够买美国的国库券。随着美元的升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在不断贬值；我们也在慷慨地为美国的国内外开支融资，与当时德国唯一不同的是，这些融资中有大笔用于增加西太洋地区的军事开支——其炮口直指中国本土！

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纂茈之谋”的美国版本，美国正是用轻重之术宰制天下的！这则计谋大意是说：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和紫青色的丝绦在莱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周国却拿出筹码（马）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收购起来，莱国商人只握有等于货币的筹码。因此莱国失掉了收集起来的紫绢，而只好用筹码收回钱币了。这则故事出《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作者总结说：“自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 （详见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第209~212页，“《纂茈之谋》案例分析”。）

今天美国人手里没有“马”，他拥有的是同“马”一样本身近乎毫无价值的美元。
如许多知识会因革损益而不会过时一样，轻重之术也没有过时。当美国人灵活地运用轻重之术“弱”中国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为自己对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无知感到羞耻！
知耻近乎勇。今天，为“往圣继绝学”不应再是一句华而不实的漂亮口号，应是当代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这种历史责任是极其沉重的，因为其代价过于高昂。